亚的斯亚贝巴长期发展潜力综合分析

图：亚的斯亚贝巴迅速发展的城市天际线（背景可见新建高楼）。过去十年，大量基础设施和建筑项目改变了城市面貌，但这种快速城市化也带来了公共服务和规划方面的挑战。亚的斯亚贝巴作为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和最大城市，未来20年的发展潜力取决于政治治理、财政金融、人口社会、空间土地、产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因素的综合作用。本文将从六个方面对亚的斯亚贝巴的长期发展潜力进行全面分析，并结合内罗毕的情况进行对照，以提供多角度的洞察。

权力与治理系统政府决策机制与执行力：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治理受到埃塞俄比亚联邦体制的影响。根据宪法，亚的斯亚贝巴拥有“特别自治地位”，名义上可以自行管理市政事务，但实际上城市政府直接向联邦政府负责 1 2 。这种安排导致市政府在重大决策上受到中央影响：例如，2014年出台的《亚的斯亚贝巴一体化总体规划》未经充分协商就试图将城市版图扩大到周边奥罗米亚州，引发大规模抗议和政治危机 3 。最终中央政府不得不介入叫停该规划，并进行了政治改革（包括更换总理）以平息民愤

。这表明目前亚的斯市政府的决策过程缺乏有

效的利益协商机制，决策执行力在中央强力支持下虽能推进部分大型项目，但如果政策缺乏连续性或忽视基层诉求，往往难以为继。相比之下，肯尼亚实行地方自治，内罗毕有民选的县级政府，但在治理失效时中央也会介入：例如2020年肯尼亚总统设立“内罗毕大都会服务局”（NMS），将卫生、交通等关键市政职能收归总统办公室直管，此举被认为违背了肯尼亚2010年宪法的分权精神 4 。这一对比说明，无论在集权的埃塞还是分权的肯尼亚，首都城市的治理都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权力间取得平衡，否则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都会受到冲击。政治稳定性与中央–地方关系：亚的斯亚贝巴的政治稳定与国家整体局势密切相关。近年来埃塞俄比亚政局动荡，包括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频发，这些风险在首都有所反映。亚的斯作为联邦政府和外交机构所在地，其安全稳定至关重要，但也易成为政治角力场。例如，埃塞实行“民族联邦”体制，奥罗米亚州对坐落于其版图内的亚的斯拥有宪法赋予的特殊利益，这一点由于缺乏明确法律细则而引发反复争端 5 。奥罗米亚州近期将亚的斯周边六个城镇合并设立“谢格尔市”（Sheger），被许多市民视为在行政上围堵亚的斯，限制其扩张空间 6 。这种首都与所属州之间的权限摩擦，容易演变成政治对抗并威胁城市发展的稳定基础。此外，国内民族武装冲突（如提格雷冲突）造成大量国内流离失所者涌入首都

，增加了社会治理压力。相较而言，内罗毕

所在的肯尼亚政治相对稳定，但也经历过2007-08年选后暴力等冲击；肯尼亚中央政府曾通过军事力量介入内罗毕治理（如前述NMS），表明即使在民主政体中，首都的政治稳定仍需警惕权力过度集中和治理非常措施对长期发展的影响 4 。

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保障：亚的斯亚贝巴近年在人力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努力改善公共服务，但仍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人口需求。教育方面，首都的教育水准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城市识字率约80%，远高于埃塞全国水平，师生比和各级入学率都有所改善 8 。市政府制定了《2017-2027城市结构规划》，计划新建36所小学、5 所中学、12所预科高中和10所职业技术中心，以扩大教育覆盖面并提高质量如加强社区保健和增加药品供应

10 。医疗方面也有投入，例

11 。然而，由于城市人口激增，目前基础服务仍显不足：大部分居民缺乏可

靠的自来水和下水道，63%的家庭只能共用简陋的旱厕，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覆盖率极低 12 备陈旧、药物短缺，每千人医生护士数量远低于基准2.28人的标准

13 。医疗机构设

15 。很多重症患者不得不出国就医

14 。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高度重视减贫，并取得一定成效：1999/2000年至2015/16年，亚的斯的贫困发生

率从36.1%降至16.8% 16 。尽管如此，城市中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占城市家庭的40%收入低于每人每年690美元） 17

18 。低收入群体往往负担不起交通、医疗、电力、水费等基本服务 19

20 ，

只能居住在破败的政府廉租房（“克贝莱”住房）或自建棚户中。市政府近年来推出了一些惠民举措，如“雨季房屋维护”志愿项目为贫困家庭翻修危房、在公立学校实行学生营养餐计划等 21 。这些措施获得了一定好评 22 并在减缓最困难群体的压力方面发挥作用，但规模和持续性仍显不足 23 。对比来看，内罗毕同样存在公共服务的不平等问题。超过一半的内罗毕居民居住在占城市土地不到5%的贫民区 24 ，缺乏洁净水、卫生设施和安全住房，长期被排除在城市发展的成果之外。这种服务供给的不均不仅阻碍人力资本提升，也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因此，亚的斯亚贝巴未来要释放发展潜力，必须持续加强市政服务能力建设，确保政策的延续和落实，让城市全体阶层共享发展成果。

图：亚的斯亚贝巴市议会召开会议批准新财政年度预算（2025年7月） 25

26 。近年来市政府财政收入大幅提

高，使得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有了更大资金保障。

财政与货币系统财政收入结构与自主性：亚的斯亚贝巴市政府的财政实力近年来显著增强。2025/26财年，市议会通过了创纪录的3501.3亿比尔（约合65亿美元）预算，其中高达98%（3430亿比尔）来自本地财政收入 25 26 。具体来源包括2389亿比尔税收、560亿比尔市政收费、460亿比尔非税收入，以及仅69亿比尔来自外援和贷款 27 26 。这显示出亚的斯对外部援助的依赖度在降低，财政收入来源趋于多元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埃塞俄

比亚的财政体制高度集中，大部分在亚的斯产生的税款实际上上缴联邦，再通过拨款返还地方 28 。目前市级政府真正能自主支配的“自有收入”主要是地租、物业税和服务收费等 28 。例如，几乎所有在亚的斯征收的增值税、企业税等都归中央政府，市政府只能依赖物业税等有限科目 28 。为增强地方财力，埃塞政府近年推进土地税改革，将亚的斯作为试点，以期提高地租和房产税征管效率 28 。但总体而言，亚的斯亚贝巴的财政自主权受制于中央财政框架，需要中央持续的拨款支持关键项目。相比之下，内罗毕作为肯尼亚的首都，在财政上也依赖中央资金（例如肯尼亚政府通过均衡转移支付支持各县预算），但内罗毕的自有收入（如营业税、物业税）占比较高，且有较成熟的私人经济作支撑。两座城市未来的发展都将受惠于更健全的地方财政体系：

亚的斯需要进一步拓宽税基、提高征管以满足城市基础设施巨额资金需求，同时确保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稳定透明，避免因财政资源博弈影响城市长远规划的执行。货币政策环境与金融体系稳定性：货币和金融环境对投资者考量城市长期发展潜力至关重要。亚的斯亚贝巴所处的埃塞俄比亚宏观经济近年来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在202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通胀一度高企：2022/23 财年通胀率平均达到32.5% 29 30 。受多种因素影响，埃塞比尔（ETB）长期面临贬值压力和外汇短缺问题。特别是在2025年前后，政府采取措施放松外汇管制，官方汇率对美元在短时间内从约1美元兑56比尔大幅贬值至150比尔以上 31 32 。这相当于一年多里比尔对美元贬值了165%，反映出过去人为维持的汇率被纠正，市场汇率浮动加大 31 。外汇储备也一度降至仅能覆盖0.7个月进口的危险水平（2023/24年） 33 。货币环境的剧烈波动给首都的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冲击：进口成本暴涨、投资者信心受损，部分外资企业利润汇回受限。不过，自2024年以来，埃塞政府在IMF支持下推行“本土经济改革议程”，紧缩货币以抑制通胀，并逐步改善外汇市场机制 34 35 。截至2025年底，通货膨胀率已回落至约11.9%，并有望在中期恢复到个位数水平 29 30 。同时，当局承诺仅通过拍卖投放外汇、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加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和控制流动性 34 。随着宏观环境改善，未来亚的斯亚贝巴的投资吸引力有望上升，但前提是持续保持政策稳定性，避免重

现高通胀和剧烈汇率波动。在金融体系方面，亚的斯亚贝巴一直受制于埃塞相对不发达且封闭的金融部门。迄今埃塞俄比亚尚未开放银行业给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主要由国有及少数私人银行构成，金融服务渗透率不高。这种保守的金融政策在过去维持了一定稳定，但也限制了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渠道。高风险环境下，本地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意愿较低，许多创业者依赖非正规金融或政府专项计划。政府近年来正推进金融改革（如放开利率管制、准备引入外资银行等），以增强金融部门的竞争和深度 36 。对比来看，内罗毕作为东非金融中心，拥有成熟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以及广泛普及的移动支付（M-Pesa等），融资渠道多元。这使得内罗毕的企业在面对风险时更有缓冲（例如可从国际市场融资、通过对冲工具管理风险）。不过肯尼亚自身债务和汇率也面临压力，但截至2025年通胀保持在4-5%的低位，先令汇率相对平稳 37 且外汇储备增至创纪录的121亿美元（约相当于4-5个月进口） 38 。因此，从货币金融环境看，亚的斯要发挥长期发展潜力，需要进一步降低通胀、稳定汇率并深化金融业

改革，营造类似内罗毕那样更有利于民间投资的货币金融生态。外部资本依赖与外汇管理：亚的斯亚贝巴过去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资本的投入。一方面，多双边援助长期支持埃塞公共预算和民生项目；另一方面，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本世纪涌入，特别是来自中国、土耳其等国的资金用于修建铁路、公路、发电站和工业园区等。在2010年代埃塞GDP高速增长时期，建筑狂潮和制造业起步背后都有外资的身影。例如，亚的斯市内的首条轻轨、环城公路以及摩天大楼，不少由中国贷款或承包建设。外资企业看好埃塞庞大的人口红利和未开发市场，但也面临挑战：一是利润回流难。由于外汇管制和短缺，外企要将利润汇出需要央行审批并排队等待 39 。过去埃塞规定外资需将出口收入的70%在短期内卖给银行换成本币 40 （最近这一比例有所下调以鼓励出口 41 ）。尽管法律上外资有权汇出利润 42

43 ，但在

外汇严重短缺时，很多公司利润滞留在当地无法及时兑换美元。二是资本外流风险。埃塞目前资本账户尚不完全可自由兑换，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突然的大规模资本外逃。但随着金融开放和汇率市场化推进，如果投资者信心受挫（例如遇到政治不稳或政策逆转），资本外流的风险将上升。因此，当局在开放过程中采取渐进方针，通过强化外汇拍卖机制和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来提高透明度，以免出现汇率失控 34 。为了避免资本无序逃逸，埃塞政府历来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和用途管控：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国家发展计划优先顺序分配有限的外汇，国家重点项目（如国企基建）享有优先权，私人部门往往排在其后 44 。这一政策虽然保障了关键项目资金，但也令很多私营企业采购原材料受阻，不利于营商环境。未来20年，亚的斯亚贝巴要更充分发挥外资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需要在保持宏观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放宽资本限制，比如通过非优惠贷款转向更多股权投资，发展本币债券市场，提供对冲工具等，以降低外资对汇兑风险的顾虑。与此同时，扩大出口创汇渠道、提高外储至安全水平（IMF预计埃塞外储有望从2023/24年的0.7个月进口提升至2027/28年的3个月以上 33 ）也是减少外部资金困境的根本之策。参照内罗毕，肯尼亚多年奉行较开放的经常与资本项目政策，尽管也经历过外债上升和货币贬值压力，但总体上投资者能较自由地进出，这也使内罗毕更具区域总部吸引力。当然，开放的同时肯尼亚央行也通过加息和市场干预稳定币值，2025年肯尼亚先令对美元保持在大致130 先令左右的水平 45 。综合来看，亚的斯亚贝巴在财政金融领域的长期潜力，将取决于其能否建立起自主可持续的财政基础和稳定开放的货币环境，既能汲取外部资本之利，又不至于受制于外部冲击。

3. 人口与社会结构人口增长、城市化与迁移：亚的斯亚贝巴正处于非洲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之中。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预测，在 2035年前全球城市人口百强中，亚的斯亚贝巴的人口年均增速将达10.6%，位居第一 46 。这一惊人的增速意味着城市人口将在短期内倍增：从2015年的约400万增长到2035年的近900万乃至突破1000万 46 。联合国的数据同样显示非洲之角地区城市扩张迅猛，东非的城市人口增长率领跑全非洲 47 。推动亚的斯人口暴涨的主要因素是农村–城市迁移和高自然增长率。埃塞俄比亚全国仍有约三分之二人口从事农业，农村贫困和土地匮乏驱使大量青年涌向首都寻求机会。特别是在雨季不稳定、农产品价格低迷或地区出现冲突时，大批流动人口进入亚的斯，造成城市就业和住房压力陡增。城市目前估计聚居了全国15%以上的城市人口 48 。然而，城市经济尚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官方调查显示，亚的斯15-29岁的城市青年中有30%处于失业状态 49 。失业率高企和就业不足成为历届政府“心头之患” 50 。那些找不到正规工作的年轻人，不得不从事非正式经济（如街头小贩、零工等），或者陷入闲置。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正如埃塞政府自己承认的，青年失业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可能导致治安恶化和政治抗议 50 51 。2016年前后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就有相当部分是失业和前途渺茫的青年走上街头所引发的。相比之下，内罗毕的人口增速略低于亚的斯，但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估计年均3-4%）。肯尼亚整体城市化率高于埃塞，也较早进入人口增速放缓的阶段。然而，内罗毕同样面临大规模的农村迁移所带来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挑战，其结果是出现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贫民窟之一——基贝拉，以及众多非正式住区。据统计，内罗毕约有200多万贫民窟居民，占城市人口的60%以上 24 。这一现象为亚的斯提供了镜鉴：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快速的人口涌入和提供基本公共品，城市将出现大量棚户区和社会问题，削弱长远发展潜力。教育水平与社会流动：教育被视为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阶梯。亚的斯亚贝巴在全国范围内是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城市，拥有多所高等院校、中学和职业学校。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使亚的斯在培养技能劳动力方面具备优势，为经济转型提供了人力支撑。正如前文提到的，首都成年人口识字率达80%，远超全国平均值 8 。高等教育方面，亚的斯拥有埃塞俄比亚最好的大学（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和研究机构，每年为本地和全国输送毕业生。然而，教育资源的内部分配仍不平衡：精英学校和私立学校多集中于市中心和富裕区，而城市边缘和低收入社区的学校条件较差、师资流失严重。这导致城市内部儿童的教育质量存在显著差距，限制了贫困家庭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此外，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往往在中小学阶段就辍学，技能欠缺，在城市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难以融入主流经济。为了提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亚的斯政府近年在低收入社区新建学校、实施免费小学教育以及提供学生营养午餐等，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就学率和减轻贫困家庭负担 52 23 。随着经济的发展，亚的斯亚贝巴正在形成一支新兴中产阶层。他们多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稳定工作或经营小型生意，消费能力不断提升。城市中产的崛起一方面带来了商业繁荣——购物中心、咖啡馆和现代服务业在亚的斯兴起，满足了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对住房、小汽车、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要求提高，倒逼城市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对城市治理是机会也是挑战：如何留住并满足中产，让他们成为城市发展的“稳定器”和纳税主体，同时避免其与低收入阶层的隔阂扩大。当前观察到的趋势是，亚的斯的新兴中产主要集中在城市东北部和西部的新开发区，在那些地方出现了封闭式社区、公寓楼等，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居住分化。而大量贫困人口依旧挤在老城区的克贝莱简易房和城市边缘的棚户区里。这种空间上的阶层分异如果加剧，可能会削弱社会凝聚力。不过，从正面看，中产阶层往往也推动社会进步：他们更关注政府治理和政策连续性，可能通过舆论和投票推动改善。例如在肯尼亚，壮大的城市中产和市民社会力量对政府形成监督，提高了治理透明度。同样，亚的斯的中产在未来20年或将日益成为促使政府提升服务和效率的重要社会力量。贫富差距与社会稳定：虽然亚的斯亚贝巴整体贫困率有所下降，但收入不平等问题不容忽视。城市中既有坐拥汽车洋房的富裕群体，也有大量每日收入不足两美元的贫民。正如2015/16年数据所示，即便在贫困率降至 16.8%的情况下，仍有约40%的亚的斯居民年人均支出低于690美元，部分城区（如Lideta、Akaki-Kaliti等）有一半以上家庭都在这一低收入水平 18 53 。这种城乡迁移带来的“城市贫民化”现象，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社会稳定产生长远影响。当前亚的斯已经出现一些值得警惕的苗头，例如非正式社区的边缘化：由于缺乏合法土地权和基础设施，这些社区的居民常常感觉被主流社会遗忘，容易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绪。2019年以来，亚的斯市政府在城市美化和河岸整治过程中曾大规模拆除违章建筑和棚屋，有报道称在“谢格尔市”一带的强制搬迁使许多贫民无家可归 54 。如果大批底层居民在城市发展中被“挤出”，其怨恨和绝望可能转化为治安事件或政治抗争。正如内罗毕的例子所示，贫富悬殊长期得不到缓解会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富人区与贫民

窟毗邻，治安压力巨大，贫困人口往往被污名化甚至被犯罪化 55 ；另一方面，贫民窟居民由于缺乏合法地位和话语权，陷入“贫困陷阱”，无法分享城市发展收益，形成恶性循环 56 。肯尼亚政府和NGO为此在内罗毕推进了一些改善贫民区的项目（如穆库鲁社区升级计划），强调给予贫民土地使用权和基础服务，以逐步缩小鸿沟。对于亚的斯亚贝巴来说，吸取这些教训显得尤为重要：要在经济发展中同步制定包容性的城市政策，例如保障性住房、就业培训、社区发展等，防止贫富割裂趋势延续。只有当低收入人群看到自身有改善机会，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基础，城市的人力资源潜力也才能充分发挥。

空间与土地系统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扩张：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空间结构既有迅猛扩张的一面，也存在规划滞后和用地失调的问题。过去二十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大幅扩大，新建住宅区、商业中心遍地开花。然而，由于规划管理跟不上增长速度，出现了土地利用碎片化和功能布局失衡的现象。一方面，大量非正式定居点在城市边缘和空闲土地上自发形成，未经过正规规划许可 57 58 。目前全市住房中约有30%属于非正规或棚户住房 57 58 （根据 2017年UN-Habitat数据），这些社区往往缺少基础设施，布局杂乱无章，使整个城市结构呈现“摊大饼”式的无序扩张。另一方面，市中心一些黄金地段的土地利用强度却偏低。例如，大量旧的克贝莱公房还是上世纪中叶建造的低层院落，由于产权国有和住户无力改造，形成“城市村落”般的低密度片区，周围却高楼林立，反差明显。这种新旧交织的景观在亚的斯十分常见：现代化楼宇与破败平房比邻而居，既影响市容也反映出土地利用的不充分和不均衡。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亚的斯亚贝巴编制了城市结构规划，对土地用途做出引导。例如《2017-2027城市结构计划》明确了新建卫星城和发展走廊的布局，希望通过在城市边缘规划住宅新城和工业园，来分散市区功能、疏导人口压力 59 60 。政府也在城市周边划定“扩展区”，将原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以容纳新增住房和企业 61 。然而，这些规划在实施中遇到了相当阻力。最大的问题是行政边界限制：亚的斯面积只有约540平方公里，被奥罗米亚州完全包围，任何向外扩张都涉及跨行政区事务。2014年试图将周边城镇并入首都的“一体化规划”引发的抗议说明，邻近地区（主要是奥罗莫族农民）担心失去土地和利益，对城市扩张持抵触态度 62 3 。结果是亚的斯的空间扩张在行政上被“锁死”，城市发展不得不转向提升内部密度和盘活存量土地。这对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在有限空间内优化土地使用，通过旧城改造、复合开发等手段，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目前市政府也开始朝这方面努力，例如鼓励在主要交通廊道周边建设高层公寓和商业综合体，引导人口往交通便利地区集中；同时清退部分占地大的低效单位用地，用于公共设施或住宅建设。土地权属与市场化程度：埃塞俄比亚独特的土地制度深刻影响着亚的斯亚贝巴的土地市场。自1975年“土地公有”政策实施以来，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私人无法永久买卖，只能通过租赁（Lease）方式取得一定年限的使用权 63 。这意味着亚的斯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土地买卖市场，政府是土地一级供应者。优点是政府可通过租赁政策调控土地用途和价格，在理论上防止了土地投机；缺点则是土地分配过程中行政色彩浓厚，滋生官僚腐败和低效。例如，过去几十年亚的斯经常出现土地租赁批复不透明、权力寻租的问题，媒体报道和审计也揭露过市土地管理部门存在腐败 64 。此外，由于许多老城区居民只持有长期租约或干脆无证居住，他们对住房改造缺乏产权动力，导致大片市区陷入“产权冻结”状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更新。这种情形类似北京等城市的央产房或公房改造困难，但在亚的斯规模更大。近年政府意识到需提高土地市场的活力和规范性。一方面，通过公开招标拍卖方式供应部分城市土地，以发现市场价格并提高透明度；另一方面，启动对旧有公房住户的产权改革试点，允许其以优惠价格购入长期租约，从而为房屋改造和交易创造条件。同时，埃塞出台了不动产登记法规，完善城市土地登记和交易体系，以保障租赁权和抵押权。但总体而言，亚的斯的土地市场化程度仍不高，土地价值未充分释放。例如，与同为非洲之都的内罗毕相比，后者有成熟的土地私有和房产市场，土地作为资产可以抵押融资、自由交易，这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投资者参与城市建设。当然，内罗毕也因此经历了土地投机和不公正分配的问题（如殖民时期遗留的大地产和独立后精英圈地导致的贫民窟）。埃塞的公有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极端的土地两极分化，但却面临如何盘活土地资产的难题。未来，亚的斯需要在保持土地公有的大框架下，引入更多市场化运作，让真正有能力高效利用土地的企业和个人获得开发机会。同时加强土地用途管制和法律执行，杜绝非法侵占和违规交易，以建立健康的土地秩序。

城市基础设施与扩张承载力：亚的斯亚贝巴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取得长足进步，但仍落后于城市扩张的需求。交通方面，城市于2015年开通了撒哈拉以南非洲首条轻轨线路，改善了部分区域的公共交通；公路网络也扩展出几条环城路和放射高速公路。然而整体来看，运输系统容量仅能满足全市约50%的出行需求 65 。据统计，公共交通（含公交、小巴等）目前仅覆盖31%的居民通勤，其余人要么乘坐私车，要么步行 66 。亚的斯街道拥堵严重且人行设施缺乏——全市65%以上的道路两侧没有人行道 67 。许多低收入者因付不起车费不得不冒险步行，交通事故中行人伤亡占多数 68 。供水与能源方面，近年来随着“复兴大坝”等项目推进，全国电力供应能力提升，但城市供电仍有频繁停电现象 69 。自来水实行分区限时供水，不少家庭需要储水过日。垃圾和污水处理能力则明显不足：仅75%的垃圾被正规收集，其余随意倾倒，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威胁 70 大部分家庭没有下水管道连接，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低，导致三分之二的公共健康问题与水卫生有关

71 ；全市 72 。

当前亚的斯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占市政预算的比例很高（2025/26财年资本支出占预算70% 73 ），这显示出提升城市承载力的紧迫性和决心。有若干重大项目正实施或筹划中：例如城市道路拓宽和交叉口改造工程、新的公交快速运输（BRT）线路、老旧供水管网更新，以及环首都的工业园区配套设施等。这些项目如能按计划完成，将显著提高城市扩张的可持续性。然而，亚的斯未来空间发展的一个核心制约在于城市边界和土地可获性。由于谢格尔市的设立，亚的斯被邻近行政区包围，无法像内罗毕那样通过吞并周边郊区来扩大市区版图（内罗毕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后多次扩界，将周边大片土地纳入市区）。亚的斯若要突破土地瓶颈，只能寄望于与奥罗米亚州合作共建都市圈。在这方面，可以借鉴肯尼亚建立“大内罗毕都市地区协调委员会”的思路，通过跨行政区的协调发展来解决核心城市扩张遇到的行政边界障碍。否则，亚的斯过度向城市内部挖潜要空间，可能带来密度过高、环境恶化等问题，反而危及长远宜居性。总的来说，亚的斯亚贝巴在空间和土地方面的潜力，有赖于更科学的规划和更高效的土地利用。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法律和行政保障（明确首都特别区的权限）、市场机制辅助（盘活土地资产）以及基础设施先行投入（提高土地承载能力）。只有空间拓展和内涵提升并举，亚的斯才能承载未来倍增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并避免走向像拉各斯那样基础设施难以负荷的“城市病”困局。

产业结构与外部依赖产业结构分析与支柱产业：亚的斯亚贝巴的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但在逐步发展。作为全国政治和商务中心，亚的斯聚集了大部分政府机构、公用事业、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公共管理和服务业在城市GDP中占有相当比重。同时，亚的斯也是全国商业贸易和交通物流枢纽，零售批发、酒店餐饮、运输仓储等第三产业发达。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亚的斯亚贝巴贡献了全国约11%的GDP，近年城市经济年增速达 11.7%，显著高于非洲其他主要城市 74 。然而，其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所占份额仍然很低。从全国来看，埃塞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在5%左右徘徊。亚的斯虽然集中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制造业产值 75 （主要是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印刷和非金属制品等行业）并提供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城市就业 75 , 但本地制造业大多是中小型企业，技术和附加值有限。这带来潜在风险：城市经济过度依赖建筑和低端服务拉动，一旦建筑热潮衰退或政府投资减速，经济增速可能大幅下滑。事实上，埃塞全国的建筑业在近年高歌猛进，官方称其产值已占GDP的21% 76 。亚的斯身为首都，聚集了大量建筑项目（市政工程、商业楼宇等），可以说建筑业是近年城市繁荣的支

柱。但这种由政府投资和援助资金驱动的建筑热具有周期性：当债务压力增大或外援减少时，建筑业可能陷入低潮。因此，需要培育更多元化和自主的产业体系。亚的斯亚贝巴市政府和埃塞联邦政府在过去十多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推动工业化。例如，建立工业园区吸引制造业外资就是重要战略之一。亚的斯周边已建成博莱莱米（Bole Lemi）、科卡（Koka）等工业园区，引入中国、土耳其等国家的服装纺织、制鞋企业，生产出口欧美的服装和鞋类。这些外向型企业为城市创造了一定就业和出口收入，但也暴露出产业链短板：原材料和中间品大多依赖进口（如面料、化工原料），本地配套供应商匮乏，导致产业关联度低。同时，一些外资工厂因外汇管制和物流瓶颈运营困难，存在不稳定性。总体而言，亚的斯的产业链尚不完善，很多行业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城市消费市场中，高档商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汽车、电子、机械等），甚至日用品和粮油也有相当部分从国外或沿海国家购入。这种对外部供应的依赖使城市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例如，全球燃油价格上涨会直接推高城市运输和电力成本；国际粮价飙升则威胁城市食品安全。因此，在产业发展上，亚的斯未来应着力延长本地产业链、提高供应链韧性。这

包括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埃塞丰富的咖啡、油籽等原料）在城市附近布局，发展建筑材料工业（目前埃塞已能供应国内80%的建筑材料 77 78 ），以及鼓励更多进口替代型制造业，以降低对外依赖。单一产业依赖风险：从风险角度看，目前亚的斯亚贝巴存在对少数产业过度依赖的隐忧。首当其冲的是建筑和房地产。正如前文所述，建筑业在经济中的占比畸高 76 ，大量就业和上下游行业系于一身。如果未来政府削减基建开支或者房地产市场饱和，城市将面临失业上升和银行不良贷款增加等问题。另外，亚的斯作为首都，其经济高度依赖政府支出和公共部门。公务员队伍、国有企业员工、援助机构等构成城市中产的重要部分。这意味着财政状况和援助资金直接影响城市消费。比如，2020-2022年由于国内冲突和国际援助减少，政府财政吃紧，首都的公务员工资和项目支出放缓，城市经济增速也随之下滑。再者，亚的斯在外贸上对少数出口商品依赖明显，如咖啡是埃塞头号出口品，价格和需求受国际市场影响大。城市本身不产咖啡豆，但咖啡贸易和相关服务在首都聚集，若咖啡行情低迷，将传导至城市的贸易、金融环节。同理，埃塞正在成为非洲航空枢纽，依托埃塞航空在亚的斯建立了巨大的航空产业集群（航空运输、维修培训、航空城等）。但航空业受全球疫情和油价冲击极大，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亚的斯作为航空枢纽的优势瞬间变为劣势，酒店旅游业陷入萧条。种种例子表明，过于集中的产业布局会放大外部冲击。内罗毕则在产业上相对多元：除了传统的农业出口贸易，它发展了区域金融中心、高科技产业（“硅萨瓦纳”）、旅游会展和制造业基地等，多条腿走路使其抗风险能力较强。例如，当旅游业受挫时（如疫情期间），内罗毕的电信和电子商务却蓬勃发展，部分抵消了冲击。对亚的斯而言，借鉴内罗毕经验，加快培育新兴产业，特别是利用自身人口和区位优势发展服务外包、数字经济、文化创意等，是降低单一产业风险的重要方向。外部市场影响与区域一体化：亚的斯亚贝巴的经济表现与区域和全球市场动态息息相关。作为内陆城市，亚的斯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邻国吉布提的港口转运，因此国际贸易环境（航运费率、关税壁垒等）直接影响城市物价和企业成本。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也通过进口渠道传导到城市，如石油价格上升曾推高埃塞全国通胀并造成燃料短缺，首当其冲的就是亚的斯的公交和物流行业。外需方面，埃塞的出口商品集中于初级产品（咖啡、芝麻、皮革等）和少量制成品，这些在国际市场上的需求和价格变动，会影响国家的外汇收入和就业，从而影响城市经济活力。以咖啡为例，埃塞是非洲第一大咖啡生产国。若全球咖啡价格下跌，农民收入下降，不仅农村消费会降，也会波及亚的斯的贸易公司、运输业和银行（出口结汇减少）等环节。再如，全球纺织服装订单变化影响着亚的斯工业园区里的工厂开工情况：当欧美经济放缓、订单缩减时，这些工厂可能裁员停产，城市就业和税收随之下降。因此，增强经济抗外部冲击能力是亚的斯长期发展的一个课题。一个可行策略是加快融入地区和全球经济网络，利用更广阔的市场来对冲单一依赖。埃塞俄比亚近年来在外交上积极参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希望通过降低区域贸易壁垒来拓展本国产品出口市场。这将为亚的斯的制造企业和服务业带来机遇，如可以更方便地向邻国出口制成品或吸引区域性的投资项目。此外，埃塞也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若能达成，将意味着更稳定可预期的贸易环境和投资规则，有利于提升外资信心。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埃塞正与肯尼亚合作推进拉姆—亚的斯走廊项目（LAPSSET），包括公路、铁路和输油管道，将亚的斯与肯尼亚拉穆港连接。这一项目若落实，将为亚的斯增添一条出海通道，减少对吉布提单一港口的依赖，同时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在东非共同体（EAC）框架下，未来不排除埃塞加入的可能性，那将进一步加强包括内罗毕在内的周边经济圈与亚的斯的互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可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城市更多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参与更激烈的竞争和承担外部风险传导。但总体来看，一个更加开放、多元链接的亚的斯，将比封闭依赖单一伙伴的亚的斯更具韧性。内罗毕的经验表明，通过成为区域金融、物流和总部中心，它受益于服务区域经济的需求，减轻了对单一出口产品的依赖。亚的斯也有条件朝这个方向努力——依托非盟驻地和外交优势，打造区域性的会议会展和多边机构中心，发展航空货运和金融服务，使自身成为东非乃至非洲的经济节点，从而分散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综上，亚的斯亚贝巴的长期经济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对外依存度的优化。通过发展本地工业、促进创新创业，亚的斯可以摆脱对建筑和初级产品的过度依赖，走上更加内生驱动的增长道路；通过区域合作和全球贸易融入，亚的斯可以拥有更丰富的市场和资源来源，使其经济更稳健。在这一过程中，借鉴内罗毕等非洲城市的成功和挫折，将有助于亚的斯少走弯路，实现更包容和可持续的产业发展。

6. 社会学与人类学维度社会结构与阶层分化：亚的斯亚贝巴的人口构成和社会结构复杂多元。城市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包含众多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也横跨各个经济阶层。从阶层结构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群体：一是权贵精英阶层，包括高级政府官员、军警高层、国有企业和党产公司高管，以及一些新兴私营企业主等。他们往往拥有政治人脉和经济资源，居住在城市好的地段，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在社会中拥有显著影响力。二是中产阶层，由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中小企业主和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组成。这一阶层近年来不断扩大，是城市消费市场和公民社会的重要支撑。三是工人和基层服务阶层，包括工厂工人、办公室文员、小商贩、司机、家政服务者等。他们收入不高但稳定，为城市运转提供各种基础服务。四是城市贫困阶层，主要是无业或不稳定就业的居民，居住在棚户区或拥挤的旧公房中，生活条件艰苦，需要依赖非正式经济或政府救助维生。在亚的斯，贫民和富人的生活境况迥然不同，有学者形容为“两个世界”：富裕阶层出入高档场所，享有私人交通和医疗；而贫困大众每天为基本生计奔波 56 。这种阶层分化在地理空间上有所体现——例如高级社区（如博莱地区）集中了大批新建豪华公寓和洋房，而像科尔菲（Kolfe）等老城区则遍布年久失修的廉租屋。值得注意的是，阶层地位在亚的斯往往同政治关联密切相关 79 。研究发现，在当前执政党体系中，那些“体制内”的商人和官员更容易获得贷款、土地等资源，形成了权力和财富结合的现象 79 。这使得社会流动存在不公平之处：有背景的人晋升较快，而普通草根即便努力工作也可能难以突破天花板。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倾向若加剧，可能引起社会底层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内罗毕的社会结构与亚的斯有相似也有不同。肯尼亚首都同样存在深刻的贫富差距，但其富裕精英阶层更多元，包括老牌工商富豪、职业经理人、政治家等；同时内罗毕的中产规模在非洲数一数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对公共议题有发声和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例如内罗毕的中产通过社区组织、媒体等渠道监督政府，推动了一些改善贫民窟的政策 80 81 。亚的斯的中产力量相对薄弱，公众参与度不高，这是未来需要发展的方面。当中产崛起且贫困阶层看到上升希望时，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才可能缩小，否则长期的隔离可能导致“平行社会”的形成，对稳定不利。基于此，亚的斯应继续落实减贫和就业举措，促进不同阶层在城市公共生活中有交集，例如提供更多共有的公共空间、开展社区对话项目等，以增强社会整体凝聚。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力：亚的斯亚贝巴自建城以来就是一座多民族融合的城市。作为首都，它吸引了全国各族群的人前来定居：阿姆哈拉人、奥罗莫人、提格雷人、古拉格人、索马里人等交织其间，没有哪个族群在市内占压倒性多数。这种多元文化背景既是亚的斯的财富，也是治理上的敏感点。传统上，亚的斯曾被视为弘扬“埃塞俄比亚民族统一”意识的熔炉，阿姆哈拉语作为通用语言，城市文化带有泛民族的色彩。然而，在 1991年以后实行的民族联邦制框架下，各族的认同被强化，首都的归属问题变得复杂。宪法规定奥罗米亚州对亚的斯拥有“特殊利益”，奥罗莫人视亚的斯（菲涅芬涅）为祖先土地，这与城市中占较大比例的阿姆哈拉人及其他族群居民的认知有所冲突 5 62 。近年来，这种潜在矛盾时有显现：例如围绕城市官方语言，奥罗莫群体要求在亚的斯市政服务中更多使用奥罗莫语；又如在城市行政人事上，不同族群之间存在敏感平衡，一些政策被解读为某一族群试图主导首都事务 82 。日常生活中，民族身份议题开始介入就业和资源分配：有报告指出，在教育、交通等部门出现“族裔化”趋势，招聘和运营受到族群政治影响 83 。同时，社交媒体上也出现煽动族群对立的言论。这些都削弱了城市社会的凝聚力。要维持长期稳定的发展，亚的斯必须处理好文化多元性和社会和谐的关系。一方面，应承认并包容城市内部的多民族多文化存在，保障各群体的语言文化权利，让不同背景的人都对城市有归属感。比如目前市政府已开始在官方场合同时使用阿姆哈拉语和奥罗莫语，就是积极的信号。另一方面，要防止政客利用族群分歧进行动员、导致社区关系紧张。这需要加强城市共同认同的构建，如宣传“联合的亚的斯市民”身份，强调共同的城市利益超过狭隘族群利益。在这一方面，埃塞总理阿比提出的“Medemer（合力）”理念本意是寻求妥协团结 84 85 。尽管目前来看该理念尚未深入人心，政府官员对其理解不一 86 ，但至少为如何凝聚多元提供了思路。非洲其他多族裔大都市如内罗毕、达累斯萨拉姆的经验表明，经济机会的均等和法治公平，是淡化族群矛盾的良药。当人们更多以职业、市民身份互动，而非首先以族群身份划线时，城市社会会更加融合。就内罗毕来说，虽有基库尤、卢奥等不同部族，但在都市生活中，特别是年轻一代，更认同城市流行文化和现代身份，这使得城市在非选举时期相对平稳。亚的斯也有条件孕育跨族群的新城市文化，譬如都市音乐（阿姆哈拉和奥罗莫歌手合作）、青年创业社群等，都在不同族裔青年间建立联系。从长远看，亚的斯能否形成一种包容性的

城市文化认同，将极大影响其社会凝聚力和吸引力。如果首都被视为属于全体埃塞俄比亚人的共同家园而非某一族群的领地，那么其发展潜力无疑会更大。历史变革与社会转型：亚的斯亚贝巴的社会结构一直在历史演变中调整。作为19世纪末才兴建的都城，亚的斯没有深厚的殖民遗产（仅1936-41年短暂义大利占领，对城市规划和建筑有一定影响）。相反，帝制、社会主义和联邦制三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在一个世纪内先后主导城市，给社会组织形态带来剧烈变化。帝制时期（Menelik 二世到海尔塞拉西一世）城市阶层分明：皇族贵胄、大商人占据上层，普通市民和仆役居于下层，有浓厚的封建色彩。1974年革命推翻帝制后，社会主义政府没收了城市土地和出租房产，试图打造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大量平民第一次搬入过去属于地主的房屋，但也造成住宅产权国有、市场停滞的局面。那个时代培养了一批相信国家主导和集体主义的市民，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公务员和国企员工，构成今天亚的斯中老年人口的一部分价值观基础。1991年之后，经济自由化和民族联邦制又重塑了社会版图：一批抓住市场机遇的精英迅速积累财富，新的私营经济阶层出现；同时，不同民族出身的人在权力场上此起彼伏（早期提格雷人主导，2018年后奥罗莫人领衔），社会人脉网络发生重组。这些历史巨变使得亚的斯社会带有某种“断裂感”。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人生轨迹截然不同：老一辈可能一夜之间从地主变成无产、市民身份被重塑；年轻一代则在网络和全球化影响下成长，更关注个人发展而非传统集体。当前亚的斯正面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最后关口。一方面，亲缘、族缘关系在社会运作中依然重要，例如求职往往依靠熟人介绍，政治上投身某族裔派系可能比个人能力更关键 87 83 。这体现出传统人情社会的惯性在城市仍未完全消退。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和现代教育又在催生规则意识和个人主义的新观念，尤其城市年轻人更期望公平竞争的环境，而非一切靠关系打点。如果城市管理和社会氛围无法顺应这种观念转变，可能引发代际矛盾和对现代化的阻滞。例如，有学者指出亚的斯的青年在正式就业市场和公共领域受限后，容易被裹挟进非正式或宗教/族群网络，从而对主流社会产生对抗心理 88 89 。如何让传统社会结构平稳过渡到现代市民社会，是亚的斯未来必须回答的问题。这需要在制度上建立公平透明的规则，让“潜规则”逐步让位于“明规则”。一系列改革如打击官场腐败、推行公务员考试聘任制、完善法律保障私产和人权等，都是在为现代城市社会夯实基础。文化上，则要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倡导理性法治，让市民身份认同超越狭隘圈子认同。肯尼亚内罗毕的历程可以给出一些启示：肯尼亚虽保留了很多部族和长老体系，但其城市治理更多借鉴英式制度，一套现代行政和司法体系深入人心。普通内罗毕民众在遇到纠纷时更倾向于求助警方法院而非族老，这说明现代治理结构已相对成熟。亚的斯可以逐步引导类似的转变，使居民相信制度胜过门第和关系，用现代公民社会取代旧的身份社会。历史文化资源与城市认同：另一方面，亚的斯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对于凝聚社会和推动人类学维度的发展也是一笔财富。例如，亚的斯作为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和“非洲之都”，有着光荣的泛非历史，1963年非洲统一组织在此成立，城内有众多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来访的遗迹。这种历史赋予城市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身份定位。如果亚的斯市民能以此感到自豪，塑造出开放自信的城市精神，将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在实践中，市政府可以更多举办跨文化节庆、非洲艺术博览等活动，强化首都多元包容的形象。同时保存和修复城市历史地标（如帝王宫殿、国家博物馆、红恐怖纪念馆等），将城市记忆融入公众教育，让不同背景的居民共享对城市的认同。总而言之，亚的斯亚贝巴在人类学与社会学层面的长期发展潜力，取决于其能否营造团结包容的社会环境。这包括缩小阶层差距、平衡族群关系、顺应现代价值观，以及弘扬共同的城市文化。当一个城市内部充满凝聚力和认同感时，其居民就更愿意为之奋斗，也更善于应对各种挑战。内罗毕和亚的斯在这一点上有共同的追求：让大都市成为多元一体、充满活力的社区，而非割裂对立的集合体。只有这样，城市的长期发展潜力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

综上所述，亚的斯亚贝巴作为东非高原上的一座快速发展的大都市，其未来20年的走向取决于多重系统的演进和平衡。从政治治理上看，增强城市自主决策能力与透明度、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及族群间的关系，是稳定发展的前提 1 4 。在财政金融方面，打造可持续的本地财源、控制通胀汇率风险和稳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将为城市提供发展所需的血液 26

29 。在人口和社会领域，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提高教育就业以实现社会流动，

同时保障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城市繁荣和谐的基石 49

24 。在空间规划上，通过科学布局和基础设施

投入，让城市既能有序扩张又不陷入拥堵瘫痪，土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融合创新也需继续探索

57 。产业

经济方面，只有培育多元化、本土与外向并重的产业结构，亚的斯才能抵御外部冲击、保持增长动能 76

75 。

最后，在社会文化维度，促进不同阶层族群的融合和现代市民社会的成熟，将释放巨大社会创造力并确保长期稳定 83 89 。可以说，亚的斯亚贝巴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有内部贫富差距、民族矛盾、基础设施不足等短板需补齐；但另一方面，也拥有年轻的人口、快速增长的经济、以及非洲外交中心的地位等独特优势。若能借鉴内罗毕等非洲兄弟城市的发展经验，扬长避短，亚的斯在未来20年完全有潜力成为一个包容繁荣、可持续发展的非洲明星都市。为此，决策者需要采取统筹性的视角，平衡好政治、经济、社会各系统的关系，推动改革创新。在全球关注非洲城市化的今天，亚的斯亚贝巴的长期成功不仅关系埃塞俄比亚自身的兴衰，也将为非洲城市发展提供宝贵范例。 3 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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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s Standard (2025). News: Demolition in Sheger City causes homelessness.
2Merkato News (2025). Addis Ababa Approves 350 Billion Birr Budget.